1933年华侨在吉隆陂开金矿实景拍摄之---火车寮与斜带过砂涧    

        客家人去东南亚挖金---本文所说早期的马来亚，指的是20世纪初以前的马来亚。其地包括现在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共和国。马来亚位于马来半岛的南部，分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霹雳、吉打、玻璃市、槟榔屿、吉兰丹、丁加奴和彭亨11个州。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的南端，包括新加坡岛和附近的50多个岛屿。众所周知，这一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开发与发展，是伴随着19世纪的大规模移民而来的。其中华侨，包括众多的客家人为此付出了几代人的劳动和牺牲。本文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客家人(着重梅州、惠州客家人)在马来亚的早期开发和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原因。根据先贤罗香林教授等研究，客家人是汉族南迁而成的一个民系。历史上曾经过五次大迁徙，或者说其南迁经过“五个时期”。从本文讨论的问题来看，我们认为第三次与第四次大迁徙(即第三、第四时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时期(1127—1644年)，自宋高宗南渡至明末，受金人南下元人入主的影响，客家先民的一部分先后由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分迁至广东的东北部和北部地区，即客家大本营，根据地最后建立的时期。

        客家人的先辈从闽西、赣南辗转来到粤东北一带的时候，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林莽丛杂，时多瘴雾”的景象，广东东北部地区，即今之梅州地区，虽有河谷盆地，但绝大多数是山地。其气候虽无广州等地潮湿高温，但较之北方温暖湿润多了。客家人在这林莽山区艰苦的自然条件下，以自己独有的坚韧精神，奋力开垦，取得了文化适应方式的转变，求得了生存和发展。其表现在物质文化层面上的适应——山区农耕方式的确立。初来此地的客家人，在这片林木遮蔽的处女地上，逐渐从河流两旁入手，开始居住和生产的，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指出“客家人的大部分是农民，每当移位时，总是沿河流寻找溪谷地带，如同被迫南下的人们那样，到处形成集团的部落，进入先住民势力所未及的山间僻地，以确保自己的安全”。我们的调查也证明了这点，如平远北部的仁居地区(原县城所在地)，据黄畲乡《杨氏宗谱》(最后一次为民国初年编修)和差干乡《谢氏宗谱》(民国初年五修，1993年六修)记载他们的祖先均于明朝迁到仁居地区定居。迁来之前，人们已掌握了稻田耕作技术。于是，便住在差干河(韩江二级支流，近源头处)两岸，沿河成线状分布着许多村落。这些条件好的河谷地带的田地被世代耕种，产量相对稳定，成为本区最富裕的地区。

        二丶这种对山地农耕的适应方式，我们称其为第一种类型的适应——对河流平原及有灌溉条件的盆地的利用。明末清初的战乱，使得本地区人口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除部分迁出梅州地区外，在地区内也发生变动。当时平远仁居、差干曾受封为明太原府总兵的谢志良，拥隆武帝抗清，命其子谢上逵在差干五指石建立反清根据地，曾与清兵进行过多次血战，兵败后人们四散逃难。由于本区地处深山，相对较安定，故又陆续有其他姓氏迁来。因河流两岸早为先来之家族占据，后来者只能以山坡为居址，随着人口的增加，于是有的家族便向山上迁居，这就形成第二种类型适应——山坡地的开垦。即将有灌溉条件的坡地开垦为层层梯田，而无水利之山坡地则垦种旱稻和种植番薯、玉米，甚至种上原中原带来的种子高粱、粟、小米等。这种生产方式一直延用至即20世纪中叶。本地区农耕上还存在第三类型的适应——对山林的利用。采用广种薄收的方式，重点是向山上求得适应，如伐木、采山货、打猎等。客家人在物质文化方面对自然适应的结果，是在极其艰苦的山区环境下赢得了生存权利并在此繁衍发展。

        在制度层面上的适应的表现，便是与水田农耕相协调的家族制度的定型与高度发展。如前述及，山地农耕，尤其是山地稻田耕作方式，是需要大量劳动力、花费大量的劳动时间来进行的。单靠一、两个家庭和个人是根本无法办得到的。于是，为了使垦拓工作能够进行，为了保证水利设施的修筑和管理，为了保持山地耕作的延续性，同时也为了居住地的安全性，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制度，这是一个过程。客家人南迁时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他们的迁徙是举族移动，这就使它们的文化带上家族文化色彩了。这种情况在它们到达赣南、闽西时已很明显。不过到了梅州后与其赣南和闽西的同胞一起完成了定型和发展的过程。这种家族制度，是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基本上是同姓共宗，一起聚居并祭祀共同的祖先，如黄畲乡杨姓约占全乡人口六千多人的三分之二，都属一个祖先“三义公”。也有小姓联合的例子，即那些以后迁来，人数较少，势单力薄的小姓，为了避免大姓欺压，往往实行联姓建祠祭祖的办法。如仁居镇十四姓祖祠便是十四个弱姓团结协作的例子。

        这种家族制度主要有以下的功能：一是组织生产的功能。二是尽可能对财产分配进行干预。家族中贫富分化是普遍的，但家族制度往往利用宗亲共同的祖尝，给贫困的成员以接济。祖尝由各房子孙轮流收益，除共同祭祀外，以部分设助奖学金支持贫家子女就学，让同族的贫困成员耕种族田，少收租以惠于他们等方法来对财产分配进行干预。三是增强团结和向心力。特别是族田、祖祠、族谱的存在及祭祀、修族谱、调解纠纷、协调关系等活动，在群众中起着增强团结、加强认同咸的作用。意识层面的适应，表现为农业居民的价值观。山地农耕方式的形成及人口的压力日益，使得梅州山区客家居民对于丰收的企盼越来越大。于是在意识层面上的适应，首先表现于人们对自然及各种神灵和祖先的崇拜，以祈求丰收和平安③。其次是表现于对文化的重视。其口头禅是“有子不读书，不如养大猪”。在居民的意识中家族是自己的归宿和依靠，务农是自己的本业，读书是光宗耀祖和向外发展的最佳道路。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便出现以下行为规范；视“忠”、“孝”、“节”、“义”为处世为人的道德标准：在家庭观上重视家的代际传承，家族观念极重。在行动上，客家人是迁徙的民系，长期迁徙使他们具有一种向外发展的精神，这与中国北方农民的“故土难离”的情况，已有了很大差别。

        三丶第四次迁徙，或曰第四时期(1645—1867年)自明末至清中期，受满人南下入主的影响，且内部人口膨胀，客家人的一部分，由粤东北迁至广东的中部及滨海地区及四川、广西、湖南、贵州、台”湾等。尤以迁至广州附近、滨海地区和台湾一带意义重大。据罗香林教授研究，“降至雍正时代，惠、韶、嘉及江西赣州等属的客民，又复盛向粤省广、肇诸属迁移，凡今日花县、番禺、增城、东莞、宝安、四会、新兴、开平、恩平、台山、鹤山等县，当时均渐有客人杂居”。“迨至乾隆时代，又曾招募客家子弟，使居广州，隶蒙古旗为国军”，以及汕头等城市。客家农民也迁至广州郊区的龙眼洞、罗岗、石马一带居住。并且移至香港等滨海地区及大批迁入台湾。客家人迁到广东中南部地区和城镇，即迁至北回归线以南的亚热带地区，甚至海南岛，热带丛林地带。其适应方式又发生了变化，在物质文化层面上，适应了高温、潮湿地带，在极其艰苦的亚热带山林地带里劳动去创造他们的物质财富。生产方面，除了继续从事水稻生产外，不论是嘉应、惠州或新迁中南部城乡都有部分客家人经营工商业，如嘉应州的平远在乾隆年间就开始了铁矿的开采。城、集镇的商业也开始兴旺起来。

        制度文化层面上，因为当时新居地的客家人，除了一部分是举家迁来外，大部分是同县、同乡、个别家庭的部分成员相邀迁来。到了新地成家立业，这些人重新组成新的宗族。为适应新迁地区和城市的环境，故其社会组织有新的变化，即这些宗族逐步成为兼有血缘、地缘、利益三者结合的社会组织。它既是血缘为主的亲属群体，又是来自同一祖籍地聚族而居的地缘单位，而且更是成员间有许多依据“共利”而作为集体行为的组织。至于迁到台湾的宗族组织则转变成以唐山祖为认同对象的合同式的宗族并逐步向以开台祖为认同对象的继承式宗族过渡。而迁往广州等城市的客家人的社会组织，主要是府、县会馆的建立。会馆过去是同籍贯或同行业的人在京城或各大城市所设立的机构，建有馆所，供同乡、同行集会二住宿、联络，甚至介绍职业等所使用。会馆在中国出现较早。据明朝刘侗说：“尝考会馆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靖)隆(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出入都门者，籍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嘉应五属及惠州各县在广州建立之会馆在清乾(隆)嘉(庆)客家人较大规模进入省城之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乎每县在广州都设有会馆。当然还有一些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它们对客家人新迁居地社会的组织、协调作用是很大的。其与宗族组织在一起，可以说是客家移民社会的核心。可惜我们对之研究很不够。

        在意识层面上。除宗族观念仍然很强，耕读思想继续强化之外，到了19世纪初、中叶，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侵略和西方科学文明的传入，尤其是鸦片战争的发生，致使客家人与广府、潮汕民系的人民一样得风气之先，意识逐步开放。许许多多先进人物开始睁眼向外看世界，励精求治。现仅举曾积极参与洋务运动之丰顺县客家人丁日昌(1823—1882年江苏巡抚)为例，他力主发展实业、富国强兵。主张中国人自己开发矿藏。他说：“开矿一层，尤为日前军事、响事的第一要务”。中国人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开出矿藏，使“夷人也不致奇货可居”。他主张自己造轮船，发展海运和内海航运。他说：“船坚炮利，外人长技于此，中国也受制于此”，力主自己簿储经费，制造火轮船，在他的苦心筹划和推动下，于1873年创立了中国第一新型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他极重视人才，重视教育，在国内筹款建书院，对外国派遣留学生。他非常支持和关心海外侨胞，1877年他在《上总署论小吕宋虐待华工书》中说：“目睹华民被欺侮，莫可言状......华人若无事在街上行走，偶被洋人巡兵撞见，辄呼为畜类或击以木椎，实令人触目伤心”。 1878年他在《双衙上总署秘鲁换约事宜》中，历陈华工的苦境，积极建议遣使设馆保护华侨权益。他的建议开创了我国遣使设馆保护华侨的先声。

        总之，第三、第四次客家人适应方式的变化，为第五次迁徙，特别向南洋等地迁徙和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因各种原因客家人飘洋过海远走南洋谋生，时间应较早，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曾附舶周游东南亚、印度、阿拉伯和欧洲的嘉应州(今梅州)客家人谢清高，在他口述别人笔录的《海录》中说，在吉兰丹，“中国至此者，岁数百人，闽人多居埔头，粤人多居山顶，山顶则淘取金沙，埔头则贩买货物及种胡椒”，他还看到在马六甲“闽粤人在此采锡者甚众”。他说从吉兰丹河口埔头到山顶要经过很长一段艰苦的路程，要走十来天路，才能到达叫双戈呀喇顶的淘金地区，该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小山村普莱(pulai)是个淘金中心。居住在普莱的华侨传说，二百多年前，东南沿海一个名叫张伯才(ChongPaichai)的客家人跟一批随从逃来普莱，据地自雄，以后前往开矿的华侨日多。后来因受当地土侯的屠杀，和金矿枯竭，华侨日少，留下来的改种水稻了。后据1932年，米德尔布洛克(S．M．Middlebrook)到普莱调查，写成《普莱，吉兰丹一个早期的华人移居地》一书，提到“世居那里的华人，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起初，他们在那里开采金矿，现在主要是农民，人口约有七八千人,......大部分都是和当地人通婚和当地生长的子女，而且是绵延了好几代，尽管他们穿的是沙龙(Sarong)，但讲的是客家方言，而且是相当标准的梅属客语和大埔客语，他们有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庙宇，有自己的节日，......还有自己的村长，管理自己聚落的事务”，仍然保持着中国的主要节日和风俗习惯，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等。这大概是对早期到达马来亚的客家人，尤其是梅州客家华侨的不多见的记载。

        早期到达马来亚的客家人毕竟不多。客家人迁移到当地，应该象罗香林教授等认为的那样，绝大部分是在同治六年(1868年)以西路事件，尤其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伴随着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西方列强在中国残酷地进行掠夺和贩卖苦力(猪仔)华工之后。即所谓第五次迁徙时期。客家人当时迁徙的地区主要是东南亚，马来亚是一重点。据中国学者研究，当年“华人的迁出主要是闽粤两省”，就广东而言“原籍珠江三角洲和谭江流域的移民主要迁往美国、加拿大、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原籍潮州地区的移民主要迁往泰国、越南、柬埔寨和印尼；原籍兴梅客家地区的移民主要迁往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原籍海南的移民主要迁往印尼、马来西亚、缅甸和越南”。 现据中国广东省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梅州市各县、区在外有华侨、华人153万人，其中马来西亚有31万人，新加坡有15万人。惠州华侨、华人有16．4万人，分布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等地。当年到达马来亚的华人很多。有学者统计“从1881年至1930年，华人到达海峡殖民地的共达830万人，其中70％是‘猪仔’，50年间到达海峡殖民地的‘猪仔’共6000万人，平均每年达10万多人”。然后通过槟榔屿特别是新加坡转卖到世界各地。在马来亚，客家华工究竟有多少，我们尚不知其数。

        当年去南洋马来亚等地者绝大多数是穷人，所谓“无食无着甚艰难，想来想去想过番。”想起在家难过日，迫到过番担锡泥”。“去到南洋也辛苦，样得三年‘新客’满”。“新客”者，契约(猪仔)华工也。鸦片战争后，特别在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列强强迫清廷开放许多通商口岸，并使在华招工合法化。许多城市如香港、澳门、广州、汕头、海口、厦门、上海、宁波等地出现大批贩买华工的专业机构一—招工馆、巴拉坑、接待站，即俗称为“猪仔馆”。1876年，仅汕头一地便有猪仔馆二三十家③。这些猪仔馆与新加坡、槟榔屿等地的猪仟馆，互通声气，常有联系。“猪仔馆”用各种诱骗、绑架、掳掠行为，拐卖劳工，囚禁在“猪仔馆”中。在残酷的拘禁中，“猪仔”死亡率极高，如1852—1858年由汕头掠运出洋的“猪仔”共4万多人。这六年中被“猪仔馆”折磨致死弃尸海滩者就有8千多人，占运出“猪仔”的20％。其跳海自杀者尚不计在内。当然，这些被虐待致死者，何者为客人，何者为潮人则无从考究了。

        四丶客家人是一支适应性极强的民系，来到马来亚这块新土地上，在物质文化方面，很快就与当地自然环境及社会相适应。从事着工、农、商务业的开发和经营。为当地早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以锡矿业为例，18世纪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大批华人来到马来亚内地，主要是开采锡矿马来亚早期的开发，主要也是锡矿。当时开发锡矿的主要是华工和华人的资本，截至到1874年锡矿的开采完全为华人所经营。当年马来亚有许多锡矿是由客家人开采、经营的。如在霹雳州产锡中心拿律有两个主要矿区，一个是吉连色，矿工多为广东的客家人。吉连色后改名太平镇。当地客家矿工很多，据1882年罗尔爵士的报告指出，二万华工可于数小时内在主要矿区拿律的首镇太平聚集。早期锡矿区，杂草丛生，瘴气、毒蛇、毒水、害虫遍地都是。苦力华工首先与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著名的华侨大富商黄陆佑在发迹后，曾多次对别人回忆起当初卖身当采锡矿工的经历读之可使我们对当年马来亚华侨矿工的恶劣遭遇、艰苦困难生活，有深切的了解。

        他说，到马来亚的“最初几个月，老板规定每人清晨五时起床，先用棍棒擦身以适应水土和气候，这是一种痛苦的熬炼。然后，集体洗澡，才可以吃些糙米早饭，只有少许小咸鱼、萝卜干、咸菜类佐膳。草草吃完便由包工头带到矿区开工。工作时不许歇息，根据各人的体力和特长，指定锄山、铲土和肩挑。包工头多是狰狞凶恶，对劳工们督责苛酷。如果工作稍慢或跟他们顶撞，动辄拳打脚踢，甚至殴到伤重死亡，也无人过问。中午暂停工作，又在工地吃一顿粗饭，不一会便继续开工直到日落为止。晚饭后，集体洗澡一次，由包工头带到棚厂睡觉。劳工们住的棚厂是草顶、木墙、泥地、空气秽浊，夜间只有一、两盏惨暗的煤油灯，以备巡逻和防守。除了新年有一、两天休息外，终岁不停，无论刮风、日晒、雨淋，一律开工......矿坑挖深了，上面倒塌下来，往往发生活埋惨剧。在矿山，常常会遇到毒蛇、野兽、蚊虱、害虫的袭击。当地恶性虐疾、霍乱、痢疾流行，得病而死很多。苦工们多数患有风湿、脚气、腹肿和黄疸病、矿场里没有医生，也缺乏药品，不论病情轻重，只胡乱搽些药油，服点土药，不少人丧失了生命。......卖身的‘猪仔’，由主子按劳动量每月发零用钱三至六元。此外并无其他福利。不小心损坏工具或因病停工，还要扣钱”。当年马来亚的锡矿都是露天矿场，全靠人力用简单工具干活，他们付出的劳动力是惊人的，在雪兰莪新街场(SungaiBesi)有一个旧矿地，长3200英尺，宽1200英尺，深125英尺，共挖去1600万立方米泥土。在丰发(HONGFATT)矿区的一个大矿洞，深310英尺，共挖去3000万立方米，这些都靠苦力华工一锄一锄地挖，一担一担地搬去的。由于趋负荷劳动，不服水土，有病得不到治疗等原因，故苦力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还是以客家矿工居多的霹雳有名的拿律矿区为例。   1873年该矿区的一位矿主说：“由中国直接移民到拿律采的苦力，每年约有二千至三千，在开拓新森林时，约有百分之十至二十的苦力死于热病；当矿山开始开采，已有百分之五十死去了。”

        少数华人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赚得了可观的资本，成了矿主，有的经营商业等有成者也转而投资锡矿业，在他们的经营下飞快发展，如1820年，雪兰莪和森美兰每年产锡不过200吨，到1880年，单雪兰莪就达4000吨，在1874年马来亚的锡矿业几乎都是华人经营的，直到1888年仍是这样。”世纪末，整个马来亚锡产量飞速上升，由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7000—8000吨，至90年代中期已近50000吨。从1883年起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1895年产量占世界的54．8％。其中产量的95％为华侨经营的锡矿所生产。经营者中有很多是客家人。锡和橡胶是早期马来亚两大经济支柱产业。故马来亚锡矿业的发展，即标志着马来亚经济的发展。包括客家人在内的华侨、华人对锡矿发展作出的贡献，也就是对马来亚经济发展作出的贡献。事实也是这样，马来亚产量直至1905年占居全世界锡产量的一大半。锡在马来亚早期出口产品中占居主要地位，1895—1914这20年中，它都是位居第一。如马来联邦1907的出口总值为8060万叻元中，锡和锡砂就占了7800万叻元。随着经济的开发和发展，马来亚的城市也随着兴建和发展起来。在当年马来亚的吉隆坡、新加坡、怡保等城市的兴建和发展，华人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为这些城市的建设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些现在被称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其初都是荒林滩地或撮尔小村，由于开矿、种植、发展商业的需要，华人和马来人、印度人等在一起建道路筑交通、设商店，建公共设施，使之日益繁荣兴旺。这里面客家人功不可没。如大家知道的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开埠功臣就是惠州客家人叶德来，他因开发锡矿，发展经济和平定土酋之乱，建设治理吉隆坡有功，被雪兰莪苏丹赐予甲必丹称号。

        所以英国人古利克在其所著的《早期吉隆坡史话》的一书中说：“由1857年至1895年这一段时期，吉隆坡的历史大都同其伟大的中国甲必丹叶德来的历史不可分割的”。该书对以叶德来为代表千万客家人和其他华人早期开发吉隆坡的情况有具体而生动的描述。马来亚第二大都市一一怡保，也是华人在近打所经营的锡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怡保的建设作过贡献的客家人中，这里要介绍的是一位广东平远人姚德胜(1859一1915年)，他自幼家境清贫，19岁时，随本邑水客远涉重洋，来到马来亚的芙蓉镇当锡矿工人。他勤奋好学，重视采矿技术的钻研和管理，得到矿主的器重，被提为管工，不久便小有积蓄，转至怡保做生意，还开设一间较具规模的杂货店，逐渐成为当地首富。由于他当过采锡工人，熟悉采矿业务。当他了解到怡保暗邦附近有丰富的锡矿资源时，便当机立断，把经商所得全部投入开发锡矿。随后他又耗资百万银元购买新式机器，用水力冲击法采矿，日产量较之高出百倍。由于经营有方，又能厚待劳工，姚德胜很快成为有名的矿业富户和众所信赖的华侨领袖，人称“姚百万”，其时年仅29岁。1892年夏，怡保发生一场大火灾，使仅有的百余间商号被焚毁过半。1904年，怡保埠英殖民当局请姚德胜出资建新市，他欣然答应。新建店铺300余间。除了重建灾区晓罗街数十间两层楼商店外，还在近打河对岸新建一条长一公里、一式二层楼216间店铺的街道。这条街于1906年破土动工，1908年落成，被当地人誉为“锡城之春”(又名富豪之城)。怡保议会为纪念他的功德，将新建的晓罗街市场命名为“姚德胜公市场”，将新街命名为“姚德胜街”。英皇特赐予姚“和平爵士”称号，马来亚王以最高礼仪接见了他，以表彰他对开发怡保的功劳。

        为了适应马来亚的社会生活，在制度层面上，客家人的组织与国内相比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学术界认为马来亚客家人也象其他华人一样，逐步建立起血缘、地缘和业缘为组织原则的社团。由于客家人的第五次迁徙——出洋，和以往不同。这次不是举族迁移，甚至极少有举家迁移的，绝大多数是个人前往。所以以血缘亲属为基础的家族是极少的。多数是以采自同府、同姓的人组成的，以虚拟有亲属关系的同姓宗亲会，如新加坡的嘉应五属李氏公会等即是。这类社会组织的规模小，作用有限。所谓地缘组织，是指以中国国内原籍所在的省、府、州、县、乡等为名称和单位的组织。这类组织规模大者称会馆，较小者称同乡会，作用最大。马来亚最早出现的第一个华侨的地缘性组织，便是客家人于1801年在槟榔屿成立的仁和会馆，它是槟榔嘉应会馆的前身。同一年客家人还在槟榔成立了广东及汀州馆。从1801年至1900年的20年间，在马来亚建立的主要客家会馆除以上两间之外，还有马六甲惠州会馆(1805)、马六甲茶阳会馆(大埔籍1820)、槟城惠州会馆(1822)、马六甲应和会馆(嘉应州籍1821)、星洲应和会馆(1823)、槟城增(城)龙(门)会馆(1849)、古晋广、惠、肇公会(1853)、新加坡茶阳会馆(1857)、马六甲增龙会馆(60年代)、雪兰莪惠州会馆（1864)、森美兰惠州会馆(1870)、安顺应和会馆(1877)、新加坡丰顺会馆(1873)、古晋嘉应五属同乡会(1874)、太平惠州会馆(1877)、安顺惠州会馆(1878)、雪兰莪茶阳会馆(1878)、太平增龙会馆(1878)、日叻务嘉应会馆(1880)、新加坡三和会馆(1883)、瓜拉立卑客属公会(1892)、森美兰梅江五属会馆(1895)、槟城五属会馆(1899)、怡保霹雳嘉应会馆(1900)等。许多著名的侨领如郑景贵、叶德来、叶勇、姚德胜等均是会馆的创始人。

        这些地缘组织——会馆都是客家人等华侨的互助组织。作用之大远非国内会馆可比。当年华侨多因生活所迫，单身离乡背井，漂泊异邦，举目无亲，孤苦无助，既遭英殖民主义的剥削压迫，又缺乏祖国保护，为了寻求华侨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他们便采取各种形式自行组织起来。这是一种和衷共济、谋求共同利益的组织。它们的作用是联络同乡间的感情，调解互相间的纠纷，收容初到的同乡，为之推荐职业，资助老、病、无助者返归故乡，以及兴办教育，并举办慈善事业。它们具有客家华侨乡亲相互认同、团结互助、凝聚力量的核心功能；同心协力为侨居国社会经济发展效力的引导功能；与祖国故乡联系的纽带功能；也是各地会馆相互沟通，使客家人世代联系的维系功能。另外，这种组织还创造了一种全异于殖民统治的社会管理与控制的模式客家人在马来亚为适应当地社会环境，在意识层面上，既有优良传统的继承，更有很多发展和变化。首先，客家人的艰苦奋斗，坚韧不拔，创新涉险的精神得到发扬，每个客家华侨都知道，离开艰苦奋斗精神，将无法生存。没有坚韧不拔、创新涉险精神便不能发展。比如开发投资锡业，就要具有创新和涉险精神，如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前，英国等殖民主义资本不敢冒险投资于荒山僻野，而客家和其他华侨却以大无畏精神，在劳力和资金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冒着极大的风险，开发锡矿。使之在1874年以前，马来亚锡矿几乎全部由客家和其他华人所经营。其次，重视教育，重视文化，并进而重视科学文明。为了提高侨民的文化，客家华侨积极发扬兴教办学的优良传统，他们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即兴办私塾，教育华侨子弟。其中先贤黄遵宪等积极倡导创办华侨私塾和公立义塾。到19世纪末又兴起一股兴办新式学校的热潮。马来亚第一间新式华侨学校——槟榔屿中华学校就是1905年由客家著名侨领、原驻新加坡总领事张弼士等创办的。随后，马来亚各地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兴办起来。

        由于当年马来亚地处东西交通要冲，时处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之间，所以其兴教的目的和取向已突破了原籍的耕读思想，而逐步向现代科学文明靠拢，后来许多政要与科技精英均出自这些学校便是证明。其三，善于交往传统的发扬。客家人是移民，他们每到一地都必须调节与当地人民的关系，且多能与人睦邻相处，以求生存和发展。他们又具语言优势，在第四次迁徙时，有许多人便学会了多种方言，即既能说客家话，又能说广州话或潮州话等。他们来到马来亚后要与当地马来人、印度人交往，又要和殖民者接触、还要和其他支系的华人联系，所以他们多能用巫语、英语和汉语普通话与各方人士交流，这又促进他们与各民族的文化接触和交融，使他们既保留中华文化又吸纳西方和当地各族文化，成为中外文化的沟通者。其四，富于革命和变革精神。客家人历次大迁移几乎都是家飞国遭到大变故。他们又多是平民和穷人，所以对国破家亡，积贫积弱有切肤之感。因之对改善境遇有很深愿望。到马来亚的客家人也一样，他们积极支持当地反殖民主义和争取独立的斗争。他们对革新和发展有极高的积极性，对当地经营不象殖民者一样，拿了就走，而是反投资当地，如上述许多华侨投资者一样，使得他们在马来亚开发中作出巨大贡献。其五，既重源更重流。作为称民的客家人，其观念里面既看重自己的“根”，又看重到新居地落地生根，开花结子。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旧时客家的外嫁女那样，一面心念娘家，一面又刻苦在夫家劳动发家。到马来亚的客家华侨，他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在马来亚生根结果，为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出自己聪明才智，一面又心系祖国，尽力支持故乡的事业，更主要的是不忘自己是客家人，不仅刚去的华侨，而且侨生客家人，都还保存中华文化，保留客家人的风俗习惯和语言，如上述普莱的客家人那样。即他们在思想深层次里面认同自己是客家人。

        这里附带说一句，随着时代的变迁，居住国外的客家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变了，语言变了，那他们还是不是客家人?只要他们仍保留客家人的文化心理特质，又意识并承认自己是客家人，那他们就是客家人，因为按照民族学理论，民族自我心理意识将是决定民族成分的关键。还要指出，这些观念大大地丰富了马来亚多元社会的文化和思想，并世代发扬。客家人在马来亚由于上述物质、制度、意识层面上适应方式的改变，使之适应马来亚的环境，故而使他们在马来亚早期的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为以后孕育出许多政治领袖、工商俊彦和文化名流，为以后的经济腾飞、社会发展不断创造出光辉业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