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华侨在吉隆陂开金矿实景拍摄之---长百八十尺之过砂涧

        华侨的海外发展---中国与四邻国家的民间贸易，促进了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在加强这种相互的经济关系上，华侨在海外的活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首先，中国和友邻国家海上贸易的工具--中国帆船，在增进中外经济的联系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造船和航海技术，在唐宋时期已很先进。帆船出海航行，也具有相当规模。明清时期，对民间出海贸易虽然横加限制，但出海商船，仍然有所增长。在十六世纪末叶，民间商船每年出海数目，约有一百三、四十只。到了十九世纪初期，则上升到三百只左右。另外，华侨在海外自制自有的帆船，这时大约在二百只以上。两者合计，当在五百只左右。每船平均吨位以三百计，共达十五万吨。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中国商人在海外自制自有的帆船，不但经营中国的对外贸易，而且还经营侨居国家的海上贸易。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华侨在暹罗投资制造的帆船，已达一百三十六艘，其中有五十四艘从事暹罗与越南、马来亚以及爪哇之间的贸易。新加坡与越南之间的贸易，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有四分之三是由越南的华侨进行的。华侨经营的船业，和当地保持友好和密切的联系。暹罗华侨经营的船只，有的由暹罗人和华侨共同投资，有的由暹罗水手和华侨共同驾驶。清朝造船技术陷于停滞的状态，但华侨在国外打造的船只，推广了中国原有的先进造船技术。所造船只，船体坚实而造价低廉。十八世纪后期，加里曼丹的华侨打造一只五百八十吨的大帆船，只用去银币四千二百五十元，每吨造价七元多一点，这在当时其他国家中是找不到先例的。十九世纪初期，暹罗华侨打造的船只，每吨造价平均十五元，是当时东南亚各国最低的造价。毫无疑问，华侨的这些活动，对所在地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事实上，华侨推广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并不限于造船一项。在农业垦植、农产品加工、矿业开采以及印刷和各种日用品的制造上，都引进了比较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对南洋各地的经济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在这方面，值得特别提出的是矿产的开采。

        南洋华侨在从事农业垦植之外，有很大一部分从事矿业开采。加里曼丹的金矿，马来亚、苏门答腊的锡矿以及缅甸的玉石开采，都吸引了大量的华侨劳动。在十九世纪以前，南洋各地从事矿山开采的华侨，不但有熟练的劳动，而且有比较先进的技术，无不受到当地的欢迎。十八世纪初，苏门答腊的土官就专门派人到中国南部各省，招聘中国工人参加邦加矿山的开采，因为中国矿工的开采技术，比他们自己的“臣民所用的原始方法要优越得多”。在华侨开发南洋矿业的历史中，以罗芳伯为首的广东籍华侨在加里曼丹的开矿活动，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页。

        加里曼丹的三发，是这个岛上金矿的主要产区。十八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野。一七七二年，一批广东籍华侨在嘉应州人罗芳伯的带领下，来到这里。他们筚路蓝缕，从事金矿的开采。一七七六年，他们在坤甸的东万律，成立了一个以罗芳伯为首的兰芳大总制。在这个大总制之下，矿区所有成员，对矿区的收益都享有同等的权利。每一矿区，都向当地矿权所有者缴纳一定的租金和人头税。由于它对内、对外都作了这样一些公平合理的措施，所以获得了一个顺利发展的环境。从一七七二年起，四十年间，他们在这里开发了三十多个金矿，使原来“长林丰草，广袤无垠”的三发，成为三万华侨和一万二千泰雅克人与马来亚人的聚居地，其中单是金矿工人，就有一万之多。而在数十里以外的沙喇蛮，从事金矿开采的工人则达到两万。三发和坤甸，也成为两个重要的商业城市。

        但是，华侨这一正当事业，却受到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百般迫害。他们先以所谓“收买”的名义，企图据矿产为己有，继则用武力进行压制，最后在一八八四年取消了兰芳大总制，扼杀了数万华侨历尽艰辛的创业。但是，存在了一百零八年的兰芳大总制，是十八世纪中国海外侨民的伟大创举。荷兰殖民主义者扼杀了它，总制取消了，金矿也随之废弃了，昔日繁荣的三发矿区，重新沦为穷困的荒野了。正如他们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那样，大总制的“取消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中国人口的减少，对婆罗洲（即加里曼丹）的发展，是一个几乎无法复元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