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澳洲支部: 19世纪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社会面貌和社会形态开始发生变化。英国的民主主义，即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思想在人们头脑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种思想对澳洲各地的社会政治活动产生了导向性作用。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后，法制化是澳大利联邦制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是各级政府行使职权的依据。法制化建设使澳大利亚培养起了充分民主、恪守法律的社会风尚。这种追求自由、平等和民主的氛围对于澳洲华人宣传共和思想、开展支持革命的集*会、募捐活动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关注革命、支持革命是澳洲华人的必然选择。华人社会的内外条件又为他们追求强国之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辛亥革命期间，澳洲华人用他们的实际行动加入到革命拥护者的行列之中。他们支持革命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总体上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建立社团、宣传支持革命。1911年1月成立的少年中国会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社团组织。在辛亥革命之前，少年中国会的活动主要有：1、通过每星期日晚上在小伯克街继续举行公开集会，加强少年中国会的政治运动；2丶与《警东报》继续就孙博士政治学说中的两个问题：民主和民族主义同《东华报》及其保皇派编辑们进行政治论战；3、接受孙博士的指示于1911年两次为中国的革命活动筹款，结果募集了一千三百磅汇给孙博士本人。此外，墨尔本少年中国会在“ 双十 ”革命前一周成功地联合维多利亚的义兴成员为共同的政治纲领 —— 推翻清王朝与建立中华民国而斗争。除了新建的社团之外，原有的社团也参与到革命活动中来。例如，澳大利亚的义兴会员在清朝统治末期对祖国政治起过一定作用。他们支持孙中山博士的政治思想，并开展旨在推*翻清政权的募捐活动。

        第二、创办报刊，传播共和思想，宣传支持革命。《爱国报》（ Chinese Times ）创刊于 1902 年，其创办人郑禄虽然是新南威尔士保皇会的主要领导之一，但因在政治观点上与保守派领导人刘汝兴、任萼楼有分歧而辞职迁居墨尔本。郑禄思想激进，主张变革和推翻清政权。他在《爱国报》上大量刊登鼓吹革命的文章和诗歌。如从1903年12月9日至1904年4月4日，《爱国报》曾连载了邹容的著名政论文《革命军》，以激发澳洲侨胞的爱国热情与政治觉醒。1905年，郑禄因无足够的广告来维持开支，面临财政困难，只好将《爱国报》卖给墨尔本 “ 新民启智会 ”，改名为《警东新报》继续出版。其后，《警东新报》一度又因财政问题而停刊。当《警东新报》1908年重新开始发行时，它从中国请来两名共和派任编辑。1910 年《警东报》成为公开的共和派报纸。袁世凯窃取政权后，为了反击支持袁氏的保守派的攻击，宣传共和思想，1914年2月，黄柱稳、梅东星、郭标和余荣等二十三人创办了《民国报》。该报声称在澳大利亚、南太平洋、海峡殖民地、香港和中国本土广泛发行。它是为了宣传孙博士的政治学说而创办的。当《警东报》于1915年在墨尔本停刊时《民国报》继续保卫当时正在受到袁总统专制统治威胁的共和国的形式和实质。

        第三、与保皇派论战，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政治学说。在20世纪的头10年，保皇派的政治思想很少受到澳大利亚华人批判性的挑战，因为没有其他政党能提出其他可供选择的政治思想。但1908年两个从中国来澳编辑墨尔本《警东报》的共和派编辑到达不久，就打乱了保皇派的运动。这两个编辑刘月池和黄右公学识卓著，为共和主义事业作辩护的能力绰绰有余。刘氏在中国是学校教师，据说是个精通汉语、英语和中国文学的人。黄右公来到维多利亚以前也是一名教师。这两个编辑帮助改组墨尔本新民启智会。从 1909 年起，他们开始鼓吹革命，普及孙中山博士的三民主义，即民族、民主、民生三主义。为争取华人社会的支持，他们在 1910 年开始痛斥保皇思想。为此，他们就革命与改良、共和制和君主制以及民族主义等论题与悉尼的保皇派进行激烈的论战。论战是在两份对立的报纸《东华报》与《警东报》之间就上述政治问题展开的。

        关于论战的具体情况，杨进发博士在《新金山：澳大利亚华人 1901-1921 年》一书中作了详细的论述： 在孙中山博士的三民主义中， “ 民族 ” 和 “ 民主 ” 是最能引起争论的。很少谈到 “ 民生 ” ，因为它不是最紧迫的问题。关于 “ 民族主义 ” ，保皇派争辩说，从远古以来，满汉就是一个种族，满族和汉族从汉朝唐朝的整个时期就已融为一体。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反满无理。他们指出，中国毋需革命，因为清政府即将建立一个立宪和代议制的政府，在此政府中，中国人无论有什么种族差异，都会获得治国的平等机会。其次，他们攻击那些要革命的人，并争辩说，革命会制造混乱局面，有利于想要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

        墨尔本的共和派及其机关报《警东新报》对保皇派的论点发动了全面反击。首先，共和派坚持说，满洲人是外族，他们是中国的五百万少数民族。况且，清政府专制暴虐，忍无可忍。因此，中国人民有权利用武力或和平手段推翻外族的政府，把自己从压迫下解放出来。其次，共和派指出，在清朝统治的整个二百六十七年中，四万万汉族人从未获得政治权利，更不用说政治平等了。除了指责清朝的政治压迫和汉满之间的不平等外，他们还谴责清朝丧失领土，把建筑铁路和开发矿藏的权利授予列强，而最主要的是它使中华帝国危险地降为一个被分割为 “ 势力范围 ” 的国家。因此，他们得出的必然结论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其次，关于革命与瓜分的问题，共和派辩论说，瓜分情况的产生，乃是由于清政府在政治上、外交上和军事上的无能；并不是他们的革命运动所引起。他们断言，自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之后，瓜分的趋势一直在发展着。列强为什么没有瓜分中国是有好些原因的。首先，列强如果这样做，那么必然会重新激起1900-1901年间义和团起义所表示的那种排外情绪。第二、列强怕瓜分不均，可能引起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共和派断言，如果革命，列强不会干涉。墨尔本的共和派反复鼓吹，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诞生一个新生的独立的中国，并能恢复已丧失的领土和权利。

        关于 “ 民主 ” ，共和派和保皇派都同意应建立代议政府和起草宪法。但是他们有一个基本分歧不能妥协：保皇派为维持君主政体而斗争，共和派则旨在建立一个共和国。共和派需要一个共和制政府，在这种制度下，中国人民有参政权、公民投票权、罢免和创议权 —— 有为管理政府进行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力。应辛亥革命结束之时，保皇派还坚持他们旧的政治信仰，即皇帝与百姓应相互合作，共同统治国家。进行了一年之久的意识形态对抗，对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的华人社会产生了一些影响。它有助于加强华人的政治意识。尽管许多人不能判断哪一种解决办法适合于中国，他们却颇能意识到中国还有许多复杂的问题在前面。其次，很难确定谁是这场意识形态斗争中的胜利者。事实上，中国走革命道路的历史已经肯定了共和派的论据胜过他们的对手。

        第四、为革命捐款。澳洲共和派“ 奉孙中山博士指示，为革命军发起募捐运动 ”，“ 为广东省政府和南京革命政府解决财政危机.”墨尔本少年中国会组织了募捐委员会， “ 在墨尔本及其郊区，进行了挨家挨户的募捐。最后，墨尔本华人筹得 4700 镑，悉尼华人筹得 4758 镑，西澳华人也捐款1000镑。在 “ 辛亥革命前后澳洲华侨捐款达一万余镑。 ” 在1912年6月至1913年7月间的国民爱国基金运动中，澳大利西亚和南太平洋的华人又捐款 26000 镑，以表示对共和国的热情支持。可以说，当时在整个澳洲，“ 从富裕的水果商到零售店主到地位最低下的菜农、细木工和小贩，在重建一个伟大的国家中起了他们的作用。 ”

        第五、降龙旗、升共和国国旗。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清王朝 260 余年的统治，作为清政权统治象征的龙旗也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1911年底，澳洲华人所在的城市和乡镇已升起了几百面十二尖角星的共和旗。1912年，墨尔本总领馆的最后一面龙旗被一名青年馆员刘光福不顾总领事的反对勇敢地址下，并升起了共和国国旗。

        第六、举行庆祝共和国诞生的盛大活动。 1912 年对于华人，尤其是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许多地方的华人，是不寻常的一年。对许多重大事件，如南京革命政府成立（1月1日）、中国统一（2月12日）和 “ 双十 ” 革命（10月10日）等都举行了群众庆祝活动。在悉尼中码头，有三千名华人和欧洲人参加一次庆祝新共和国成立的聚餐会。1912 年也许是个爆竹年。放爆竹不是为了吓跑一切可恶的魔鬼，而是为欢迎共和国的诞生。据报道，小伯克街的墨尔本华人商行光在庆祝南京政府成立的一个晚上，就燃烧了上百万响爆仗。在澳大利亚和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为了庆祝这件事还有数以百万计的爆仗被放掉。尽管爆竹之声逐渐消失，新的共和思想和精神却已开始在这个大陆上的华人社会中传播了。

        第七、建立中国国民党支部，壮大共和运动。 1916 年 4 月，中华革命党解散，由中国国民党取代。永生果栏的郭标当选为第一任主席，余荣为司库。在这两个人的得力领导下，共和运动在整个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展开。成立中国国民党支部的第一个运动出现在 1916 年，当时国民党和新南威尔士华人共济会的成员郑声华和张绍峰两位代表奉命前往昆士兰执行任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黄右公奉派前往阿德莱德和珀思建立新支部，他对阿德莱德、珀思和布鲁姆等支部的成立给予很大的帮助。华人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趋势也影响了达尔文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1920年，达尔文、拉包尔、科卡波、卡维恩、马当和所罗门群岛都涌现出国民党支部，这些支部都承认悉尼支部为其总部。据报道，到 1922 年，澳大利西亚和南太平洋已有中国国民党的二十三个支部和五千二百八十九名党员。当时在这个广大的地区中，每七个华人中就有一个共和派或民族主义者。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岁月里，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的国民党成为一股积极的政治力量。孙中山博士的民族主义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极大地影响着澳大利亚华人的政治。

        澳洲华人对辛亥革命的关注和支持为祖国的民主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澳洲华人社会自身的凝聚力。在辛亥革命期间，《爱国报》就曾抨击澳洲政府推行限制华侨携带妻、子入境的规定，主张侨胞团结一致，组织一个共同性侨团，以代表全体华侨谋求福利。《警东报》也曾主张华侨放弃地缘宗族观念，组织全澳性的华人侨团。

        这一时期，澳洲华人社会处于一种逐渐兴旺的发展态势。经济上，华商普遍地继续昌盛发达。到1921年，悉尼的许多老牌华人水果商行，包括永生、泰生、永安和其他许多商行，仍是经营香蕉批发的大商行。一战期间，为促进中澳贸易，悉尼和墨尔本的华人进出口商带头集资十万零八千英镑成立一家华人轮船公司 “ 中澳船行 ”。虽然船行在 1924 年倒闭，但是澳大利亚华人能够发起如此大规模的轮船股份公司，肯定是世界上这一地区华商普遍兴盛的象征。政治上，华人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渗入所有政治活动。华人民族主义运动给华人移民带来了自豪、希望、团结和热情。1901年，华人的政治运动处于初期阶段，活动范围限于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新民启智会的四个支部。到了1921年，华人政治活动已达到一个更成熟的阶段，有较多移民参加，建立了更多的党总部和党支部，召开了更多的由全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地区的华人参加的党的会议。华人在一种共同的政治信念下更加紧密团结起来。华人民族主义有助于减少对本县的感情和偏见，并产生一个有共同政治领导的组织，这样的组织不仅团结了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的华人，而且也团结了澳大利西亚和南太平洋的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