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华侨预定美国总统号轮船回国 : 19世纪古巴华侨苦力与 ---自从16世纪以来，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就从非洲掠劫黑人，运至古巴，从事艰辛的种植园劳动。到了18世纪以后，古巴的甘蔗种植已成为主要的农作物，因而对苦力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起来。从19世纪开始，西印度群岛一带，包括古巴在内，已经有一些殖民者注意到从中国拐骗苦力，来供给当地的种植园主奴役。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殖民主义者尚未能打开中国大门；同时，中国的满清政府也不允许公开地把大批中国苦力贩运到海外。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强行打开。在战后短短的4、5年之间，殖民主义者即从中国东南的海港——厦门，运走一批苦力，前往海外。其中古巴垦植业主们，“把中国看作是为发展他们的大地产而招募劳工的一个场所。第一次有记载的关于‘包揽劳工'的载运,是在1847年由厦门前往美洲,在那一年中大约有800个名义上的‘自由劳工'被送到古巴”。

       这些被拐骗去的华侨苦力在酷热的蔗园和糖寮里劳动，连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都得不到保障，全部葬身于异域，连一个后裔也没有留下。然而当时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说他们“都有发了财，并且达到了他们的劳动希望”，真是弥天大谎。参与拐骗、抢掠中国苦力前往古巴的殖民者，除了西班牙之外，还有英国、美国、法国和葡萄牙等国。他们从事的“苦力贸易”，亦即“猪仔贸易”，其行径简直如同海盗。殖民主义者的这种掠卖中国苦力的罪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这是“英美两国祖先所特有的那种海盗的掠夺精神”。无数的中国苦力是受到“欺骗而应募到古巴去”，然而在殖民主义者的花言巧语中，“古巴的各种情形，可以把那些阴气沉沉的情景描写成一种金色辉煌的景象”。受骗的苦力虽然“可以受到他从前一向没有见过那样多的洋钱所诱或，但是这些洋钱最后还是脱离了他，他可能变成对骗子负债，被近立契用自身偿债；一个接近的亲属如被引到灾祸的边缘，这个移民就要被强迫前来解救，妓馆和赌场的引诱经常使他们陷入牢笼，他被饮以药酒，当昏沉初醒的时候，却发觉到他已在奴隶收容所的大门之内了；并且，假如其余一切手段都失败了，那就用强力把他绑架而去了”。这就是19世纪40年代殖民主义者在中国进行“苦力贸易”的一幅素描。

        19世纪50年代以来，受拐骗的中国苦力，坐上了“海上地狱”的移民船前往古巴者，人数一天天增加。在船上，他们踞处在紧窄的，仅8平方英尺的舱位里，经历了“168天的航程中，两次横渡宽广的热带地方才到达古巴”，途中的死亡率达到最可怕的地步。例如，“1853年，在前往古巴的两艘船上的700名移民中，有104人在航程中死亡，占全数15%”。又如，1856年，“波特兰公爵号载运332名中国移民离开香港前往古巴，其中有128人在航程中由于疾病和‘自杀’而死亡，占全数39%”。同年，“约翰·喀尔文”号船也载运298名中国移民前往古巴，在航程中有135人丧命，占全数的45%。另据最低的估计，自1848年至于857年的十年中，从香港到古巴的23928名中国移民中，有3342人在航程中死亡[12]。中国苦力前往古巴，仅仅在航程中就受到这么可怕的遭遇，然而更悲惨的命运还在后头。

        当中国苦力来到古巴之后，他们就被当作奴隶一样拍卖出去。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每一名苦力的包身契都被公开拍卖，平均每名的售价约达350 元。然而“猪仔贩”所贩卖的苦力，每名在中国不过7元至10元。其中的暴利于兹可见。殖民主义者对于居留在古巴的华侨苦力的悲惨命运当然是矢口不谈的，尽管他们不敢记载古巴华侨苦力的状况，但在当时的一些记载上，有时候也不得不承认在古巴的“中国苦力的地位与奴隶很少有差别”。 1857年，马克思指出：“许多人受人欺骗而跑到外国去工作的华侨，在秘鲁沿岸和古巴被卖去充当奴隶，过着最苦的生活，备受凌虐，‘直到残杀’—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听不到讲什么”。这是马克思对殖民主义者在古巴残杀、凌虐华侨苦力的有力谴责。虽然在名义上，在古巴的华侨苦力“如遭虐待时，照理可向西班牙法庭控诉，但从无一事见诸记载。中国政府虽有管理此项人口买卖之可能，而决不肯从事干预者，以一经干预，即无异于承认人民有出洋之权也”。这种不经中国政府同意，偷运苦力出国，多少还带有偷偷摸摸的性质，显然是不能满足殖民者需要大量中国苦力的要求。为着满足这种要求，清朝曾经屡次受到压力，强迫它允许中国苦力出国，并使之合法。

        1860年，英法联军破天津，入北京。于是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被迫承认和允许中国移民到海外。其后，西班牙也与清朝于1864年订约，允许中国人前往西班牙各属地去工作。从此以后，各个殖民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猪仔贩“们更加肆元忌惮地公然拐掠大批的中国苦力前往古巴拍卖。当时的清朝政府经常被迫为古巴招工，贴出告示，以便利于”猪仔贩“们的拐掠，从而满足殖民者对苦力的需求。下面这一张告示，是同治七年（1868年12月28日），福建南部的兴化、泉州、永春兵备道为了古巴招工而张贴的。兴泉永兵备道曾告示 ---钦命按察使司衔福建兴、泉、永海防兵备道曾，为示谕事：案准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引者）巴领事照会内开：“所属之哑湾拿（即哈瓦那）古吧埠地方辽阔，乏人作工，饬令商人啤唎哦管驾船只，来厦招雇华民，前往承工，照议定合同条约，请即出示晓谕，俾得择日开局招雇”等由。查各洋商欲在通商各口招雇华民出洋工作，业奉总理衙门奏定章程二十二条，转行华洋官员，一体遵办。旋与日国（即西班牙国）在天津换约时，亦于第十款载明招工出洋字样，颁发中外，各在案。此次巴领事所请设局招工出洋，系与原约相符；其送合同条款，亦经本道核案照驳，已准更正照送，均属妥协，应准照办。兹准前因，除照复巴领事，在厦设局招雇，并将合同刊刷遍帖外，合行示谕，为此示布，合属军民人等知悉，尔等如果贫无生计，自应出洋工作谋生者，务须亲到厦门日国招工公所报名，听候本道委员会同日国领事官逐细查问，果系本人情甘愿往，并非奸徒拐骗，许即面立合同字据，照验出洋，毋得遽听奸徒哄诱，不赴公所报名，私行立约出洋，致被骗卖为奴，后悔莫及。倘有不法棍菲，私借招工名目，逼胁良民，出洋承工，一经访闻，定即严拿，讯明正法，不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虽然，在19世纪60年代运往古巴的华侨苦力，其总数究竟达多少人，未能获得其详，但是在60 年代之中的个别年份，从某些港口运往古巴的华侨苦力人数还能知其一二。如：1864年，自澳门运往古巴的中国苦力有4479人；1865年，从澳门运往古巴者有5207名，从广州运往者有2716名。则每年运往古巴者，大约总在万名以上。随着前往古巴的华侨苦力人数的增长，古巴的种植园企业，尤其是蔗糖业更是得到相当的发展。自1850年至1868年，古巴蔗糖年产量由223145吨增至749000吨，平均每年的产量达到469934吨[23]。华侨苦力对古巴蔗糖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他们却受尽残无人道的虐待，甚至遭致残杀。1852 年，一只美国船由香港运载中国苦力前往古巴，在航途中，苦力们难以忍受船主的虐待，于是杀了船主而把船驶往中国海岸，登陆而去。1857 年，一只英国船由汕头运载苦力前往古巴，途中苦力受尽船主虐待，欲杀船主，其谋未成。因此，当船抵香港，其中一名苦力被判死刑，另有三人遣戍海岛。诸如此类，在记载中并不少见。苦力的反抗一直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如“1872年，西班牙轮船‘费特乔夷’号从澳门载运1005名苦力前往哈瓦那，在途中曾三次发生暴动的企图，和一次纵火烧船的企图。在到达时，它的乘客被‘即时地立契或售卖给种植地主，并且象全古巴的黑奴所受的奴役一样’”。

        由于在古巴的华侨苦力经常受到残无人道的虐待，因此在舆论的压力下，清朝政府被迫“于1874年派遣一个正式的调查团前往古巴，调查团包括陈兰彬同海关税务司麦克菲逊和胡伯两人。他们在哈瓦那的收容站、奴隶发卖所和监狱中心，以及在乡村的几个种植园中作了实地的调查，除了收到由1665人签名的85份控诉状之外，并且得到总共有1726人的亲口供述。其要点如下：“这些控诉状和供述表明了全数的十分之八都说他们是被绑架或拐骗来的。在航程中，由于殴打受伤、自杀和疾病而死亡的超过了百分之十。达到哈瓦那以后，他们被出卖为奴隶，一小部分被分发到家庭或铺店中。可是其中大多数则成为糖料种植者的财产；对待他们的残酷，即使表现在对于前一类的，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而对待他们的后一类的情形，在程度上更是无法忍受的。在耕种方面的劳动也表现着过度的苛重，而食物的供给却是不够的；劳动的时间是太长了，并且由于用棍子、鞭子、锁链、枷架等等所施的惩罚，而遭受着痛苦和伤害。在过去的数年当中，已经有大量数目被打死，由于受伤的结果而死去，以及由于自缢、吞服鸦片，或投井、投糖釜而死去了。经过亲身的考查，也能证实对另外的一些人所施的伤害，折断的和残废的肢体、瞎眼、满头疮伤、齿牙打落、耳朵割掉，以及皮肉破裂，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证明人了毒害的暴行。当契约终止的时候，佣主们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都坚持继续役使，甚至可以延期到十年以上，并且在延期役使期间，同样的残暴制度是照旧不变的……此外，自从1861年以来，已经停止发给证书，这就使得可以随处受到拘捕……并且可以把他们带走到一个祸患无穷的收容所……几乎我们所见到的每个华人都在遭受着痛苦或曾经遭受过痛苦，痛苦几乎是我们所听到的每句话中的要旨；并且，我们全都看到了这些痛苦的人，也全都听到了这些痛苦的话”。

        在古巴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由于1868年至1878年发生了十年战争，即古巴人民反对西班牙统治，反对奴隶制度的一次战争，迫使殖民主义者不得不采取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对中国苦力有所改善的措施。于是在1877年，中西签订新约。“新约中取消了包用工人办法，禁止强迫工人出洋，古巴华工应享最惠国条款待遇；中国允华工自由前往古巴，惟须向海关道领取护照，经西班牙领事签订签字后，送达古巴中国新领事；古巴华人，皆须在领事馆登记；西班牙政府为表示（所谓）对华友谊起见，允资遣下列华人回国：（一）曾就学者；（二）曾入仕者（及其家属）；（三）年考不能作工者；（四）孤女意欲返国者”。上述的新约，除了那些空谈保护之言不说，光是从那些能够自古巴和还以归国者来说，其中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作工的苦力，只有那些在当时能够读书识字，做过官吏的人才被允许返国，否则就是那些年纪大，失去劳动力的老人，抑或没有劳动可能的孤女（还不是孤儿），才被允许归国。所以说，新约的签订，对于古巴的华侨苦力处境并没有真正得到改善。到了1880年至1886年，古巴虽然正式废止奴隶制度，但黑人和华侨苦力仍然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受着极其残酷的剥削。根据不完全统计，在古巴最后宣布废止奴隶制度以后的第一年，即1887年，过着奴隶一样生活的古巴华侨苦力，据说有4.5万人，其中有一大部分是从事古巴蔗园、糖寮的繁重的劳动。他们的痛苦是和广大古巴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因此，华侨苦力，尤其是蔗园、糖寮的苦力，从此成为古巴人民革命斗争中的一支有力支柱。为了古巴人民革命事业和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胜利，华侨苦力始终和古巴人民站在一起。

        1892年，古巴革命学成立。它是由古巴诗人、作家和演说家约瑟·马尔蒂等组织的。古巴革命党积极进行推翻殖民统治的斗争，而古巴华侨苦有相当多的人参加了这一次斗争。1895年，由古巴革命党领导的全民大起义爆发，许多华侨苦力立刻投身到斗争最尖锐的战场，成为保卫古巴独立战争一支坚强有力的队伍。根据参加过独立战争的芬南第上尉说，在当时古巴人民起义军里，“有华侨共约五百人，在米士将军指挥下，参加瓜斯马等处战役，其中有一位华侨因战功而升至上尉，此人精明善战，曾在中国洪秀全的军队里服过兵役”；又有一位“马叙伦上尉，在梅亚吐姑罅作过战，从前曾在中国参加反抗清朝的革命，他于年少之时来至古巴，投身糖寮。（在全民大起义之时）引导其同胞加入古巴革命。其上级军官为中国人马少校，已战死于沙场”。从上引芬南第上尉之言，可以看到古巴华侨苦力，尤其是那些被当作牛马、奴隶的糖寮苦力，是英勇地站起来，与殖民统治作斗争；同时，古巴糖寮的华侨苦力也把中国太平天国的革命精神带到古巴的革命战争中去。华侨苦力是肩并肩地与古巴人民站在一起，参加古巴独立战争。

        据不完全估计，参加这次全民大起义的古巴华侨人数在千人心目，除了上述在米士将军领导下的500名华侨军队之外，在阿兰高将军的率领下，也有400名华侨参加古巴起义军。在林摩士将军的率领下也有170名的华侨义勇队；在格拉士亚将军的率领还有200名华侨战士经常参加战斗。在这次古巴全民大起义战争中，华侨苦力所参加的历次战役都表现出中国劳动人民的英勇、豪迈的本色。他们在殖民主义者面前，从无畏惧，从不退却。当时革命军的司令官克礼波士对于华侨苦力在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卓绝的坚忍斗志，称赞备至。他说：“予所指挥的士兵，从未有如中国战士之能忍痛受苦者；彼等勇于作战，往往置身于前言火线之中，而永不倒戈或投降，忠勇愉快，服从军纪，视死如归。"后来为了纪念19世纪末古巴全民大起义中华侨苦力的功绩，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市区的威尔逊大街上，竖立了一块“旅古（巴）华侨协助古巴独立纪功碑”，碑上镌刻着《华人和古巴的独立》一书的作者康札特地·克沙达的赞词：“在古巴的中国人，无有倒戈者， 在古巴的中国人，无有逃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