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西澳洲布林埠分部: 自从1851年澳大利亚“新金山”出现后，广大的中国人民前往开垦、发展，其中也 有许多华人从此在澳大利亚定居下来。华人的移民人口数量对于澳大利亚造成巨大的影响，更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因此，澳大利亚为了保护民族国家中种族的纯 粹性，开始限制华人的移民。由于遭到种族歧视的关系，华人无法完全融入当地生活，甚至与当地的欧洲、澳洲人民发生冲突的事件也时有所闻。当这些事件发生 时，澳洲华人转而想求助一个强大的中国政府，却无奈地发现当时中国国力衰弱的困境。澳洲华人有些上书中国政府，有些在海外秘密结社，有些加入国民党，想改 善中国政府的窘境，他们认为一旦中国政府获得改善，他们在海外的地位就能获得改善。由费约翰代表的与众不同的一个观点暗示，澳洲华人间接激发起中国人的民 族主义，以及这种跨国共同体情感的联系。在他的这些论述中，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与澳洲学界的中国认识有所联系，是否这是费约翰乃至于澳洲学界对“中国”独 特的想象？

        同时在20世纪初期，中国境内由于受到西方的欺侮，不平等条约中往往包含着割地、赔款、限制驻兵等，让缅怀着光荣历史的中国颜 面尽失，知识分子开始展开一连串的革新运动以及革命，试图挽回中国的灭亡。在中国固有的儒家文化中，以及专制统治之政治实践下，中国的国族建构过程成为主 要的问题。费约翰用其细腻的眼光，审视中国文化中不同于西方的建国策略与手法，并察觉出中国尽管呼喊着西方价值，却有迥然不同于西方的目的与意义。在这样 的论述中，费约翰是否从澳洲的中国移民问题背景中，开拓出另一种认识中国的可能性，并响应西方长久以来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与想象？虽然当 前关于中国民族主义、建国的历史、民主、人权等学术作品已经不占少数，其对于“中国”这个概念也开展出了许多不同的理解方式。然而在这些作品当中，主要的 前提无非仍是号称为普世的自由主义或现代化线性史观，或揭露特殊性的“东方”集体主义或民族主义观点居多。澳洲学者费约翰从移民身份与民族意识的连结出 发，则是从澳洲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唤醒”了中国的能动性，故既不纯然是东方的民族主义反帝史观，也不照单全收普世的自由主义或现代化史观，这是否算是某种 来自于“南方”的观点？有没有这样一种南方的可能性，在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时，同时响应了“西方”或“东方”的观点？

        四海为家(cosmopolitanism)的概念虽然从20世纪才开始流行，但是这种现象自古早已存在。自从20世纪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的散播与科技的发 达，让这些“四海为家”者成为“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这些移民者往往被视为他者，并且由于差异性而容易激起本国人的反感(antipathy)。移民者的归属感与忠诚感因为其认同趋于复杂而产 生变化。相对于此，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则超越忠诚，暗示着能够接受各种不同的人民。在拥有许多移民的大城市中，移民者成为了文 化的混血儿，他们必须适应、实践、经历这些文化(38)。在这些跨国主义的大城市中，移民认同的双重性(doubleness)，不论是 在经济贸易方面，或是在跨国文化、跨国理解当中，都相当有用。澳洲的中国人也不例外，不过在19世纪、20世纪初期，这些澳洲华人却成为受到歧视的“黄 祸”。在“白澳政策”之下，中国移民者虽然无法取得公民身份，但是却也因为澳洲社会讲求的平等与民主，因而亲身经历了这些西方价值。当白澳政策落实在澳洲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费约翰透过在澳洲华人的经历，感受到了华人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移情。1901年梁启超到达澳洲时，展开了一系列的演 说，而澳洲华人总是座无虚席，他们从演说中感受到中国情势的危急，以及西方列强不平等的对待。同时也理解到梁启超对于传统儒家文化的批判，其中“奴性”问 题是中国两千年来的桎梏，成为中国自由解放的主要问题。当澳大利亚在1901终于脱离帝国，建立一个独立的澳大利亚联邦时，华人也为澳洲 联邦的诞生而欢呼，但是相对于此，也悲叹中国的支离破碎。费约翰认为，华人为澳洲联邦的诞生而欢呼，并非为澳洲联邦欢呼，而是一种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特别 情感。然而，澳洲华侨却在“白澳政策”下受到特别的歧视。在费约翰敏锐的书写里，究竟他认为澳洲的“白澳政策”对于中国华人而言，开启了什么样关于身份的 意义？

        近代的中国社会中，学生争取民主以及民族的承认。不过，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民主，这些中国学生认为他们是爱国主义者，换言之，中国的民主改革动机是为了国家的 尊严，为了争取非属于个人的权利。在这样吊诡的情况下，费约翰注意到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因为澳洲华人追求平等的经验在此介入，形成了另一层 相互影响的关系，也对当代中国民主的发展，有不同于欧美自由主义传统的评价。在国民党建构整个民族的过程中，对于民族统一的要 求，总是优先于个人的自主性。但是费约翰看到，在这个全球化的社会中，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等都开始注重“主体形成”(subject formation)的过程。(41)如此而对中国人权所产生的关怀，是具有中国人文情怀的基础呢？或依旧反映出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呢？“中 国”一词能够以许多方式来解读，它可以意味着是一个地理上的实体、一个国家、一段历史、一个社会、一群人民等。(42)不同世纪的西方作家对于中国的想象 经常有所差异，除了受到科技发展的影响之外，各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与政治强权，也倾向于根据自己的需要建构中国的知识与想象。不可讳言的，在当代对于中国的 知识与想象，大部分是来自于美国知识界。而澳洲充其量只是一个区域性强权，影响所及，澳洲各界对于中国的想象，难以避免与一个南太平洋的区域利益以及一个 中型国家的权力息息相关。费约翰的作品有没有反应这样的位置，或因为这样的位置而开展出与中国特别的关系，关系到存不存在一种“南方”或澳洲中心的观点来 看待“中国”。

        费约翰近年积极参加了关于反思澳洲中国学的辩论，针对Geremie Barmé呼吁透过以培养文学、美学、建筑学等学养为内涵的澳洲国立大学传承计划(China Heritage Project)，建立新中国学(New Sinology)，并超越学术官僚(acdemeo-crat)思维的文章，费约翰提出忠告，认为澳洲既有的不受学科方法拘束的历史研究正在式微，并因 此担心传承计划的执行会因此反而卷入过于当代的现象，以至于不能真的超越政府、企业、学术官僚追逐每日议程的窠臼。他因此敦促Barmé掌握澳洲中国学睥 睨(flouting)学科方法的传统，以此作为澳洲国家实力的特色。(43)他们的辩论反映出社会科学方法在澳洲中国学界并非专擅主导，反而跨越界限的 人文关怀相对而言具有一定影响。费约翰的特殊贡献在于：首先，他主张澳洲华人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有思想上与情感上的联贯性，因而开启了澳 中民族主义的连结。其次，他看到澳洲华人的跨国主义超越了国家的边界，从而开展出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再者，他不断强调国家尊严与个人尊严之间的相通性， 两者关注焦点都是“尊严”，因此认为中国民族主义造就了民主与人权的发展。最后，他以后殖民的角度看待中国民族的建造，强调政治利用了文化、文学、时尚、 神话来缔结出中国民族与历史连续性的概念。

        本篇最后提出反思，在未来整理澳洲中国学的研究时，如何可以根据费约翰的作品旨趣，发展出三个 方面同时进行的研究议程，一方面是处理澳洲的华人，从他们对于“白澳政策”的反抗，看出澳洲华人对于中国民族情感的移情；另一方面是针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知 识分子，从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抵抗，找到中国民族、民族主义与民主的能动性。最后，根据澳洲中国学界的反思，联系澳洲自身的认同建构澳洲学界对中国的认识。从 “白澳政策”的实践中，费约翰看出澳洲政府将“白澳政策”与“民族建构”相互连结，换言之，澳洲的认同被政府限制在澳洲的疆域里，而相较于澳洲华人，他们 却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仍然维持着对中国的忠诚。在这样尖锐的对比下，影射出澳洲“脆弱性”的心理状态与中国缅怀着光荣历史的心理状态有关。作为一个西方文化下成长因而深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包括费约翰在内的澳洲知识界也对于民主、个人主义、民族主义等西方历史所发展出来的价值多所关 注，就像清末民初的中国知识界关心德先生与赛先生那样，并认为由于中国的社会内部，由于近年来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也开始重视民主、人权。然而，费约翰从 中国知识界追求西方价值的过程中，似乎看到中国知识界在西方价值的追求中与西方知识界有着不同的动机，这个动机的解读可以提供费约翰想象“中国”的基础， 与欧美学者相互比较的基础。